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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Tom Cheshire：您刚才以卖车来进行类比，但这个问题比较宽泛。您会不会担心华为设备被政府，尤其是极权政府所滥用，特别是大数据、人工智能相关的技术？您会不会担心政府怎么使用华为的技术，无论是那种类型的技术？任正非：我们不会区分国家政府怎么样，才把设备卖给运营商。任何一个政府在它自己地缘里都有自己的主权，有君主制、民主制、共和制……，我们不会干涉别人的内政。如果说这个设备不卖这个国家、不卖那个国家，就成为我们搞政治了。主权国家掌握这些设备怎么用，是主权国家的问题。

拥有私家车是国民消费水平提高的重要体现，逐步放宽或取消汽车限购，既是着眼当前，也是兼顾长远。这不仅有利于我国应对国际贸易环境变化带来的风险，对进一步提升消费对我国经济的拉动作用也意义深远。国务院已印发相关意见，实施汽车限购的地区不妨因地制宜，有节奏地放宽或取消汽车限购，进一步以消费带动地方经济发展。

答：中国政府在这一问题上的立场非常清楚。印度和世界其他国家对此也很清楚。印度航空公司有关做法是对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一部分这一客观事实、基本常识和国际共识的尊重，这一做法值得肯定。我愿再次强调，尊重中国的主权和领土完整，遵守中国的法律，尊重中国人民的民族感情，是任何外国公司在华经营的基本遵循。

广发证券首席经济学家沈明高对记者指出，设立首席的初衷是帮助客户理解宏观经济和政策走向，其关注的是政策动态与经济理论的现实应用。“他们基于经济学原理和方法，用经济模型分析历史数据并找出规律，用以判断未来趋势。”在这个意义上，沈明高认为，首席也是经济学家的一部分。

随着国内券商投行崛起，从IMF里走出的经济学家，逐渐成为本土首席的中坚力量。例如，张智威、哈继铭和彭文生都曾担任过中金公司首席经济学家。从中金出来后，彭文生相继在中信证券和兴业证券担任首席经济学家，张智威则先后担任过野村证券中国区和德意志银行中国区的首席经济学家。今年11月，张智威回归中国本土私募保银投资，继续他的首席之路。

我很强调风险收益比这个事情。职业投资者必须看风险收益比。这是对投资而言，研究你是研究公司，投资你要看重风险收益比。以前我们看股票，是看潜在收益。一个股票潜在收益50%，另一个200%，我肯定买200%。但前者风险收益比可能比后者高。这也是我在投资上的一个进化。